秦制王朝在其末期，往往被“缺钱”这一特点所标志。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以秦制为基础的王朝，皆因财政困境而走向灭亡。大明王朝的衰落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崇祯皇帝虽然本身生活简朴，然而明朝的财政状况始终岌岌可危，难以应对来自满清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农民起义的双重压力。为了筹集资金应对这一系列危机，明廷不得不不断加重税负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愤怒反感，最终导致了李自成的起义揭开了明王朝的末日。

清朝的覆灭同样是“缺钱”现象的直接体现。引发武昌起义的“四川保路运动”即源于清朝财政窘迫，朝廷企图收回民间投资的铁路，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。清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调动了湖北的新军，造成湖北的防守空虚，给了革命党人可趁之机。于是，一声枪响，清朝的龙旗应声而落，铸就了满清的灭亡。

深入探讨秦制王朝的根本特征，其命运的贫困化显而易见。秦制帝国并不是“为人民服务的国家”，而是以皇室和功臣集团的私利为重。根据著名学者吴思的“血酬定律”，百姓不过是那些统治者获取权利与财富后的“战利品”，而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皇室和功臣们创造财富，实质上与牛马无异。起初，皇室与权力核心的比例在社会中微不足道，但随着政权的稳定与时间推移，这部分人的数量呈现剧增。以崇祯时代的朱明宗室为例，其数量被认为不低于20万人。他们所需的岁禄占到全国田赋的50%以上，虽说“朱明宗室吃垮天下”似乎夸张，但实际情况无疑反映出这一现象的严重性。同时，清朝的宗室与觉罗的总人数在宣统时期约为7万人，相较之下虽少，但却有着明朝所缺乏的“旗籍”体系，数以百万的旗人被政府财政所养活，压在国家的经济负担上，形成沉重的吸血现象。 金年会官网

权力核心之外的功臣与外戚虽不完全是“利器”，他们通常也经营生意，但这类经营常常带有特权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因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，而普通商人则在市场竞争不公的环境下被迫退出，例如食盐等基本民生行业的经营权几乎都有他们的控制。这一现象导致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不良后果，进一步降低了社会生产效率。

统治国家仅靠皇室、功臣和外戚并不足够，因此，官僚集团被引入用于辅助统治。他们虽为权力阶层，掌握财富分配，但并不直接参与财富创造。这便造成了财富创造者与财富分配者之间的割裂，结果令人堪忧：创造财富的一方在自己的财富分配上反而缺乏发言权与抵抗能力，面对朝廷的征收，唯有屈从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追逐进入这个权力集团，成为财富的分配者，而不再是创造者。小说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，打拼致富后选择行贿以攀附权贵，体现了这一心理。乡村土财主也因受官员欺压而通过供养子女读书，试图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处境，这正是人们在财富上的迷失。

当积累财富成为一种通往权力分配的手段，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，财富的创造能力不断萎缩而权力的稀缺性却愈发显著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社会承载的负担日益加重，最终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。秦制帝国不仅对财富进行流水式分配，也在民间进行“智力筛选”，能进入权力集团的，都被视为聪明者，而剩下的人则沉沦于生产和商业的困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食利阶层的精英化与创富阶层的愚弄并存，显得“镰刀”愈发锋利，“韭菜”愈发枯萎，最终形成难以割取的恶性循环。显然，随着帝国的衰落，权力阶层的人数增多而“韭菜”的数量和质量却直线下降，每一位“韭菜”所承受的负担愈加沉重，渴望脱离这一阶层，力求进入权力核心。 金年会官网

因此，我们也不难看出，随着王朝的衰败，“权力阶层”的地位愈发重要，相应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大大上升。在权力的游戏中，人们纷纷送钱、拉关系、攀附权贵，到了王朝末期，已有的权力结构已近饱和，竞争愈发激烈，导致即便有意识到财政困窘的朝廷也难以展开有效的改革，因既得利益者将他们获得的丰厚利润牢牢掌控，制定出难以动摇的规则。